李恒昌
在紀念抗日戰(zhàn)爭勝利80周年之際，舞臺劇《禹城大戰(zhàn)》以藝術手法重構1945年12月禹城“最后一戰(zhàn)”，填補了抗戰(zhàn)敘事的重要空白。這部由黃宏擔綱創(chuàng)作并主演的作品，在歷史褶皺中打撈個體命運，讓“勝利”超越符號化表達，成為承載民族情感的精神載體。
打撈歷史褶皺——
在“勝利后的對峙”中解構戰(zhàn)爭本質
禹城戰(zhàn)役作為中國抗日戰(zhàn)爭的收官之戰(zhàn)，長期隱匿于歷史敘事之外。劇作聚焦日本投降3個月后，禹城日軍憑鐵路樞紐負隅頑抗的特殊節(jié)點，將“勝利”置于復雜的政治博弈場：東北勞工馬長壽死里逃生歸鄉(xiāng)，卻見女兒馬二妮已成民兵隊長；國民黨“接收大員”范冀的傲慢與日軍“只向重慶投降”的執(zhí)念，暴露出侵略者的頑固性與戰(zhàn)后政治角力的微妙。這種“勝利后的對峙”敘事，打破非勝即敗的簡單邏輯，揭示戰(zhàn)爭結束后侵略者的死硬、民眾從求生到覺醒的精神蛻變。
劇中對日軍的刻畫超越臉譜化：山谷大隊長將軍刀視為帝國榮耀，卻無視中國土地的血色；小野隊長擦拭櫻花照片的溫柔與屠殺百姓的冷酷形成分裂，具象化呈現(xiàn)軍國主義對人性的異化。馬長壽在東北的逃亡與禹城民兵抗爭的雙線交織，串聯(lián)起淪陷區(qū)苦難與敵后抗爭的命運圖譜。當趙主任怒吼“這里是中國的禹城”，既是歷史回響，也暗含當代對領土主權的宣示。
家庭敘事——
戰(zhàn)爭暴力的微觀投射與情感錨點
劇作以馬長壽一家的命運為棱鏡，展現(xiàn)戰(zhàn)爭對普通人的碾壓。馬長壽歸家時撞見供奉自己與妻子的牌位，荒誕場景成為戰(zhàn)爭撕裂家庭倫理的注腳。東北勞工的染血軍裝、民兵的紅布條、日軍屏風與馬家木桌的對峙，均成為文化與命運博弈的象征。
父女關系是貫穿全劇的情感主線：馬長壽歷經奴役后的自保本能，與馬二妮將家恨升華為國仇的堅定，構成生存與抗爭的人性光譜。馬二妮犧牲前“想找爹”的告白，撕碎英雄符號，還原戰(zhàn)士作為人的柔軟內核。這種將宏大歷史拆解為具體情感的敘事，讓觀眾在“活人見自己牌位”的錯愕中，觸摸戰(zhàn)爭的溫度。
人物弧光——
在人性褶皺中照見歷史真實
《禹城大戰(zhàn)》摒棄“高大全”模式，聚焦“普通人的覺醒”：
馬長壽：從東北勞工營的逃生者到扛炸藥包的抗爭者，其轉變源于民兵捐鹽的震顫、女兒被捕的絕望、牌位前的痛哭，最終在“為更多人活”的頓悟中完成精神蛻變。黃宏以顫抖指尖、蹣跚步態(tài)，演繹出一個父親的恐懼與覺醒。
馬二妮：民兵隊長身份下是渴望父愛的女孩。她復盤戰(zhàn)術時的冷靜、與父重逢的欣喜、被捕前“怕來不及”的告白，在鐵血與柔情間平衡，成為抗戰(zhàn)女性的縮影。
范冀：國民黨軍官的矛盾性——不滿上級卻受制于軍規(guī)，同情百姓卻維護“正統(tǒng)”。其轉變始于日軍屠殺的現(xiàn)實沖擊，最終穿國民黨軍服與八路軍并肩，象征民族大義對黨派分歧的超越。
日軍角色的復雜性亦耐人尋味：山谷的病態(tài)忠誠、小野的人性分裂，讓侵略者成為反思戰(zhàn)爭的載體，而非單純仇恨符號。
舞臺美學——
沉浸式體驗激活歷史記憶密碼
作為舞臺劇，《禹城大戰(zhàn)》通過多重創(chuàng)新打破時空隔閡：
沉浸式敘事：日軍從觀眾席間突襲、探照燈營造戰(zhàn)斗場景、演員與觀眾的肢體接觸（如馬長壽的眼淚滴落觀眾手臂），消解“第四堵墻”，使觀眾成為戰(zhàn)場“在場者”。
符號化場景：馬家木桌從家庭團聚的載體變?yōu)楦锩嚨?，再到被日軍砸毀，象征和平生活的破滅；水塔作為地理與權力制高點，其炸毀成為摧毀殖民統(tǒng)治的精神象征。燈光設計以冷藍（監(jiān)獄）、暖黃（家園）、赤紅（戰(zhàn)場）構建情感視覺圖譜。
黃宏的突破：這位喜劇演員摒棄夸張風格，以細膩肢體語言刻畫人物內心——撫摸妻子牌位的顫抖、扛炸藥包的蹣跚堅定，讓馬長壽成為極具感染力的“覺醒者”形象。
當代價值——
讓歷史在戲劇中煥發(fā)新光芒
《禹城大戰(zhàn)》的意義，在于拒絕將歷史作為僵化標本，而是激活其當代性。該劇以禹城槍聲提醒世人：正義勝利是普通人用血淚澆筑的豐碑，對侵略者的警惕、對和平的捍衛(wèi)，是民族基因中的使命。它讓英雄走下神壇，還原為會恐懼、猶豫的凡人，使“愛國”成為源于對家人、土地熱愛的樸素情感。
2025年劇場里，年輕觀眾為馬二妮落淚、為馬長壽鼓掌——劇作完成了終極使命：讓80年前的槍聲不再是史書鉛字，而是化作舞臺上的淚水、顫抖與堅定，成為當代人血脈中的情感共振。正如禹城既是地理坐標，更是大禹精神傳承地，該劇以戲劇溫度，讓“厚德載物，自強不息”的民族精神在新時代煥發(fā)光芒，讓歷史褶皺中的人性光輝，成為照亮未來的永恒坐標。